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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今后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学者们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制定政策、谋划发展的基本遵循，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十五五”时期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并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有学者指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全要素动能的“关键一招”，为民族复兴伟业构建长期制度优势。学者们认为，《建议》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建议》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了鲜明的系统思维与底线思维，对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学界从不同层面对《建议》内容进行了研究。在经济建设层面，学者们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时期必须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议》牢牢把握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多个方面作出明确部署。《建议》提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在政治建设层面，学者们认为，《建议》部署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任务，对于巩固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全体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建设层面，学者们指出，《建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任务，对文化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指明了“十五五”时期文化工作的前进方向。在社会治理层面，有学者指出，应当按照《建议》的要求，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实践中抓好各项重点任务的推进落实。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有学者认为，《建议》进一步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文化思想提出后，学界持续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学者指出，习文化思想科学系统解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习文化思想是系统完整的开放性科学理论体系，蕴含着深刻的原理性、原创性贡献。有学者指出，习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文化使命论、文化建设论与文化方法论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性发展。学者们认为，“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宝，推进习文化思想学理化阐释应当推进对文化、文明的认识，把握好“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以及魂脉与根脉之间的关系。“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为破解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第二个结合”而形成的习文化思想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习文化思想“体用贯通”，引领中华文明别开生面，指引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有学者认为，习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搭建起基本实践框架。学者们认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具有深刻必要性。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确立文化自信，习文化思想大大推进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建设。有学者指出，习文化思想以守正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秉持开放包容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创新性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也是2025年学界的热点。有学者指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探索，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创新和学理性升华。学者们提出，体系化研究阐释重在广度拓展，学理化研究阐释侧重深度发掘，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必须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学术研究与问题导向、学理化与大众化等若干重要关系。整体性视野、学术性表达、规律性认识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主要方法。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得到广泛关注。面对西方的学术垄断，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迫在眉睫。有学者认为，应当加快构建学科、学术、话语“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回应国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背离唯物史观因而不能照搬，要在科学世界观的坚持运用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顺利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引领地位，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构建马克思主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重要性、增强自主性、完善体系性、突出创新性。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是中国自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基于党的文献与实践经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的巨大优势之一。在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经济学者们深入分析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福利效应、具体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在供给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显著提升上下游以及整体产业链韧性水平，其内在机制表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生产成本削减。特别是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促进市场多元竞争及激活要素自由流动，推动竞争范式从价格博弈向多维创新跃迁，从而有助于遏制“内卷式”竞争。在需求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提升了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因为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最终品跨区域贸易、中间品跨区域生产和跨区域复杂循环生产。在跨区域协作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中，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东部地区福利收益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促进了共同富裕。

　　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市场的灵魂是竞争。因此，规范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是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动力保障。内卷式竞争表现为行业中的企业数量过多，产量增长速度过快，造成企业利润水平快速下降。为了生存，企业之间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并且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最终伤害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分析了内卷式竞争的后果：在微观层面，它削弱企业盈利能力、抑制创新投入，恶化资产负债表；在中观层面，它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削弱产业协同效应，并导致生态劣化与技术迭代停滞；在宏观层面，它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加剧经济波动、降低经济韧性并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因此，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之一，阻碍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概括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从市场的角度讲，是供大于求引发价格战，准入门槛相对不高和创新不足导致同质化竞争。还有产业链的压力传导，即行业巨头在应对激烈市场竞争时，常将压力以不同形式转嫁给上游供应商。从商业形态的角度讲，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数字化内卷”。大型电商平台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掌握了数据、流量和算法，形成了对传统企业的相对优势地位，而生产端企业因组织松散和规模较小，很容易被电商平台卷入低价竞争的困境。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讲，在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基于晋升激励，会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本地产业进行干预，塑造了一种非中性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陷入“政策套利—低效扩张—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治理内卷式竞争，就必须对症下药。一是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突破“低端锁定”困局；二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三是优化数字平台规则体系、践行数字技术负责任创新机制、加强数字平台行业自律；四是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

　　构建统一大市场需要立足长远，摒弃短视主义，这就要求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有助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新质生产力。已有研究表明，一方面，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耐心资本通过投资机构注入战略性资源和提升管理水平，有助于企业韧性提升。也有学者指出，当前耐心资本的发展存在一些障碍，突出地表现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不相容、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不相容、产业发展目标与市场自发配置不相容等问题。

　　学者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的政策思路。首先是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这包括耐心资本在“募、投、管、退”全链条上的运行机制。在募资端，要建立多元化的长期资金供给体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养老基金、保险资金、主权财富基金、捐赠基金、共同基金等是重要的耐心资本来源。在投资和管理方面，要发展多元化的适配运营模式。例如，对于初创期企业，应充分发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的作用；对于成长期企业，应充分发挥私募股权、政府引导基金等投资机构的作用。要健全监管体系，规范耐心资本发展秩序。产业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耦合，在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技术风险，暴露出一定的“监管空白地带”。因此，必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最后，在退出端，要构建灵活多样的退出机制，打通耐心资本的循环路径。具体的退出方式包括发行上市、并购、企业回购、协议转让等。其次是大力发展风险资本。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创业环境，风险投资能够更好地权衡高风险和高收益，从而有助于新创企业增强韧性。再次是积极发挥国有资本和政府引导基金等国有耐心资本的“压舱石”作用。目前的问题是，要将市场导向和容错率纳入国资机构的考核体系。

　　从岗位类型上看，研究发现，AI技术暴露度较高或者更容易被AI替代的职业，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和薪资较高的白领职业，包括会计、编辑、销售及程序员等。这与外国学者揭示的劳动力市场“极化效应”是一致的。而且，AI技术暴露度越高，企业对这类劳动力的需求就越低。从就业新形态上看，企业对AI的应用增加了对灵活用工的需求。一方面，人工智能降低了企业要求灵活用工人员所具备的技能数量，实现了对工作任务的简化和标准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减少了企业招聘较低学历、较低工资、较少经验的全职员工的数量。这两个驱动因素，都会导致人工智能增加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从年龄结构来看，人们担心的是高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悲观。因为企业引入AI、机器人之后，会推动劳动者的常规任务向非常规任务转化。事实上，经验研究表明，机器人应用为高龄劳动力带来显著的工资溢价，并且高龄劳动力在就业前景和工作满意度方面也显示出更积极的回报。这说明，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高龄劳动力与AI技术能够形成互补协同效应。

　　随着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持续深化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不断凸显，中国企业从“走出去”迈向了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化布局。学者们从多个维度总结了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转变。一是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规则出海。这既源于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规则重构窗口期，又是企业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壁垒、构建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有学者发现，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正从标准参与者逐渐变成了规则主导者，最终将形成技术标准与市场规则的双重竞争优势。二是从侧重产品出口的轻资产模式，转向侧重海外投资建厂的重资产模式。三是出海目的地由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转移。四是从零散出海到抱团出海，特别是链主企业主动进行战略性布局，然后供应链企业跟随式响应。

　　面对“不出海，就出局”的严峻挑战，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和格局有待优化提升。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创新，以专利保护构建竞争优势。经验研究表明，出海专利显著地提升了中国专利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且对中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也具有提升效应。二是加快数字内容平台建设，发挥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数字内容平台通过提升海外流量获取能力，增加了贸易伙伴对“中国制造”的注意力配置，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长。三是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有利于稳定进口供应链、固定企业生产链和拓宽出口销售链，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政治学界对“中国之治”的经验提炼与制度比较继续推进：一方面聚焦顶层设计，强调政治统领、长期规划与部门协同以应对超大规模国家的组织、协调与风险治理；另一方面转向信息机制，如讨论“内参”如何缓解信息不对称与“上行过滤”，以及政务平台、12345热线与“接诉即办”等如何搭建国家—社会双向通道，从过程层面刻画治理运行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仍是高频议题，研究大致沿理念阐释、机制分析与中西比较展开：宏观层面强调其超越单一选举尺度，贯通选举与协商、过程与结果；中观层面聚焦各层级协商、回应性制度等，凸显政协作为“基座型平台”的网络功能以及“开会”“调研”“督办”“考评”等实践操作的价值；微观层面则揭示中国公众民主观“协和有道”、重秩序与重实效的特征，并指出数智技术既强化国民认同，也在信息过载与算法茧房中催生更趋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诉求。

　　与之相对，西式民主困局仍是重要参照。相关研究多从结构性不平等、政党空心化、媒体极化与身份政治撕裂等解释代议制合法性滑坡；制度层面强调否决政治膨胀、分权制衡低效及代表机制在资本与选民双重压力下的失灵；文化层面指出“文化战争”持续削弱社会整合。进一步分析认为，大众民主与民主、人民主权与政治代表之间的张力，为民粹主义循环提供土壤；冷战后部分左翼转向自由主义叙事，弱化了对社会经济议题的关注，间接为当下西方的右转创造了空间；国内讨论也在批判选举式民主易陷入寡头统治的同时，反思“全球南方”照搬西式选举民主而陷入分利博弈的现实，强调警惕西方话语霸权，立足中国经验推进民主理论的再认识与再分类。

　　围绕“全球南方”话语，国内研究既追溯其从“第三世界”与不结盟运动到当代的演进，强调其兼具地理经济概念与政治身份/集体行动框架，也结合中国外交实践讨论中国作为典型南方国家、桥梁国家与制度供给者的多重角色，并指出近年G20、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及相关峰会围绕融资、债务、安全、气候等议题搭建新平台，推动南方协作并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抓手。“全球南方”议程升温也带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研究回潮，讨论更突出政治因素对发展与国家建构的影响。经济议题研究强调国家能力与政治庇护支撑的发展意愿对印尼工业化与改革走向的影响，提醒埃塞俄比亚族群联邦制与发展型国家动员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亦指出技术官僚与金融寡头结盟且缺乏制衡使拉美的私有化等改革易偏离包容性发展；国家建设研究则强调非洲资源型国家能否将资源转化为国家建构资本，取决于包容型精英联盟与资源配置能力的结合，历史创伤对合法性与信任的长期侵蚀同样关键，并讨论战争动员、战后重建、军人政府合法化等对东南亚国家再整合以及政治吸纳与权力分享等制度差异对族群冲突后果的影响。

　　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研究的上升也推动对经典理论边界的再检验：财政国家理论被指出依赖西欧历史路径、跨区域推广需情境化修正；民主和平论的重估提示在更严格的控制条件下结论并不成立；进一步的反思转向政治学知识生产本身，把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发展理论等与其诞生的世界体系与政治/文化语境联系起来，或比较不同国家学术共同体在意识形态、学术市场与政策需求等多重压力下的范式选择与议题设置，从而凸显植根中国实践、面向“全球南方”经验的比较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增长潜力。

　　人工智能与政治的讨论在国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继续升温。一条重要线索是“技术权力”框架：研究指出，在算法、算力与数据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的条件下，平台企业不仅重塑舆论结构与信息流向，也在内容治理、算法推荐与规则制定上扮演某种“准立法者”的角色，从而改写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力边界。以美国为例，政府对云服务与数据安全的依赖，使科技巨头在AI监管议程中拥有实质影响；在“全球南方”，跨国平台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支付系统与城市智能化项目嵌入地方治理，引发“技术殖民”“数字依附”等讨论。有学者指出若任由科技巨头主导AI发展，自动化替代将加剧失业与贫富差距，亟须以制度改革与社会行动加以制衡。同时，AI作为治理工具也成为制度分析焦点：学界关注算法偏见与“黑箱决策”对程序正当性与可问责性的侵蚀；在欧美选举中，生成式AI与定向投放降低动员成本却放大虚假信息与操纵风险；国内研究也注意到生成式AI对敏感议题的过滤可能压抑情绪表达与参与需求。相对地，越来越多实证研究评估AI在政务服务、社会救助与基层治理中的赋能效应，强调在制度配套与监管约束下，AI可通过风险分层、舆情监测与资源调度提升政府响应与决策质量。

　　国际层面，AI竞逐正在重塑权力结构与安全格局：一类观点强调开源大模型有助于降低门槛、推动扩散，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通用人工智能门槛仍高、可能强化少数国家与企业的垄断。围绕跨国AI治理，有研究以风险水平与风险可识别度为轴，概括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转换条件。在安全议题上，“算法战”“认知战”讨论升温：智能算法提升武器系统自主性并抬高误判风险，生成式AI则通过规模化生成与深度伪造重塑公众感知，使传统冲突治理更不确定。学界强调应避免以冷战逻辑或绝对安全迷思解读技术竞争，并推动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包容性全球AI治理。

　　特朗普回归使学界对大国外交与国际秩序走向的讨论升温。相关研究多将其“美国优先”的务实收缩视为孤立主义回潮，并把反多边主义、反全球主义与弱化价值观外交概括为“民粹主义外交”，指出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仍受国内外制度约束。由此，贸易管制、经济制裁、相互依赖武器化乃至核威慑等国际竞争工具箱得到系统关注：竞争态势变化会重塑国内联盟结构与政策影响力，进而影响出口管制与产业政策；制裁研究强调威胁可信度、要求强度与承诺可置信性对效果的制约；大国竞争促使部分霸权国在非对称依赖网络中更频繁地动用相互依赖武器化策略；核威慑讨论则指出在“霸权焦虑”驱动下，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边界模糊与门槛降低可能抬升误判与升级风险。同时，国际秩序变革研究将秩序合法性与崛起国能动性结合，讨论重塑、调适、继承与失序等转型路径，注意到中国多通过话语宣介与公共产品供给提升秩序合法性；“全球南方”国家如印度亦在不同角色中参与秩序变迁，但内部竞争与碎片化被视为现实掣肘。

　　冲突议题持续深化。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南苏丹内战及东南亚争端等推动学界从政治沟通、经济根源与信息治理等角度重审暴力机制。相关研究强调在政治过渡与国家能力薄弱情境下，暴力可能成为精英讨价还价与权力再分配的工具，也指出不同类型的相对剥夺会对与极端动员产生差异影响；而在政府能力不足时，内容治理与网络关停等信息治理手段可能反而激化不信任与冲突。也有观点将冲突集中与美国战略收缩联系起来，认为霸权撤退留下的权力真空易诱发多方竞逐。武装冲突、气候变迁等跨国风险凸显全球治理主导权问题。如特朗普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叠加“全球南方”更强烈的诉求，推动对中国—全球南方合作与领导力的讨论。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则强调国际信任与国内正当性对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并关注国际组织如何通过合法性叙事、议题联盟与规范创新自我合法化、应对大国“退群”，以及主导国国内政治支持如何影响其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