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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母告诉我，1970年，许先生带着她和出生不久的儿子乐鹏，前往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落地时几乎身无分文——房子是弟弟许翼云帮忙租的，第一个月工资还没发，找亲戚借了200美元生活费。究其原因，是因为许先生在台大八年，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母亲。老太太辛苦了大半辈子，晚年近乎返朴的天真，全然接受儿子的供养，不事积蓄——当然，大概也是因为许先生作为大学教授，结婚前并没有什么大的经济支出。直到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1971年转为长聘教授），他们的生活才稍微宽裕，那时许先生已经40岁了。

　　2020年，许先生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由我代为领取奖项，50万奖金捐给了母校辅仁中学。2024年，许先生获第六届“唐奖⸱汉学奖”，5000万新台币奖金又悉数捐给蒋经国基金会，设立“许-孙奖学金”，用于资助全球汉学研究的博士生。尽管那时候，照顾他的护工费用已高达每年二三十万美金。这里面牵涉到二老对于金钱的看法：得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儿孙自有儿孙福，够生活就行，留给他们太多财富未必是好事。此外，许先生始终主张有限的资金要优先用于培养人才，而非建设场馆等硬体设施。

　　其中某一讲结束时，许先生与大家告别道：“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每次讲完以后，就需要躺下来一两个小时，才能恢复力气。但是，这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事。今天结束后，我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如果情况不妙，或许还要做个手术。若是一切顺利，我们下周继续见面讨论；如果下不来手术台，这就是我与大家最后的告别，谢谢你们。”幸运的是，那次检查过后并无大碍；先生的神经痛，很快也被刚刚拿到职业执照的儿媳归诗雅以针灸治愈，这才有了此后数年落日余晖般的故国回望。

　　其一是以顾问的身份，与高层如蒋经国、严家淦等谈话，分析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利弊，以及在台湾施行的可能性包括风险；其二，是参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协助引进大量科技、实业界旅美华人返台，参与当时台湾的经济建设；其三，就是以撰写评论文章，以笔为旗，介入当时的社会改造。六七十年代，他在《》和《联合报》的社论文章，往往“洛阳纸贵”；也因此，他和余纪忠、王惕吾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余纪忠临终前，甚至力邀他返台执掌《》。

　　而先生之所以决定将“唐奖·汉学奖”的5000万新台币奖金，悉数捐给蒋经国基金会，原因在于这个基金会不啻于他“另外一个孩子”。1988年，经国先生故去以后，许先生与余英时、李亦园等同仁商议成立一个旨在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公益基金会，以纪念经国先生对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最初，基金会成立相关的章程、条例、学术审查包括财务等制度的设立，许先生都深度参与。台北以外，还先后在华盛顿和波士顿设立了北美中心。许先生主持北美中心的工作，时间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他八十岁以后，经历脊椎大手术无法坐飞机，才由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接任。10月26日上午，我在北大与王老师见面，回忆当年的情形：许先生除了做学问，在办事上是极其老到的干才。基金会对于北美学术项目的资助金额，一度高达一两百万美金。除了具体会务的统筹之外，每个人文领域的申请项目，许先生都要总结评述，并作出最终决定，同时也承担责任。也因此，这段时间他通常是彻夜不眠，审读第二天开会要做决定的申请文书，每年多达百余件。

　　回顾当年，意气如虹。虽然台湾刚从播迁进入稳定阶段，一切主要的建设尚未真正开始，经济发展也还有待进行。这一帮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总盼望拿自己在外面读书获得的一点新知识，起锅趁热，能够介绍给自己的学弟们。我们当时知道，台湾的局面艰困。然而我们还有信心：我们盼望……等待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学弟们，可以“接力赛”一般，为中国从困苦艰难中再次起跑，终于可以走向和平安乐，朝气蓬勃的新世代，奠定一个基础。

　　晚年先生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心路，经由大众传媒广为人知：往里走，安顿自己。对此，他曾有过解释：我们的人生，其实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面的一半，是所处的环境、社会，以及所遭遇的种种，往往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里面的这一半，则是我们可以自己可以选择、创造、经营，以此锻造自己、安顿生命的部分。关于这一点，先生曾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或可作为注脚。七八十年代，某次他去拜访大病初愈的台湾前领导人严家淦，严先生告诉他：“人这一生，事功是靠不住的，及身而止。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是求心之所安。”

　　也因此，他对于现实世界及身边的人，有着超乎常人的感知。在1990年，他就提出“现代性危机”：“在全世界各处，生活的意义本身又变成一个大问号……每个个人都散失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里……我们花了八千年时间，最后回到另一个丛林，丛林里的大树就是都市里的摩天大楼，狩猎的工具是金钱，过去用弓箭、今天用钞票打猎，猎取的对象是其他人类……”在2005年回复许医农的信件中，他写道：“……我们隔着两个世界：你的感伤是六十年来的大变化；我的感伤则是目睹曾寄厚望的‘民主’两字，并且融化了我大半生奋斗的目标竟在台湾变了质，而近年来在美国（自从上次大选），也变了味。”

　　此后，他在十年间，陆续口述了《现代文明的成坏》《中西文明的对照》《文明变局的关口》《许倬云说美国》及《美国小史》（包括《许倬云十日谈》及《天下格局》中的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比较中西文明的异同，并一再申述他所经见的、愈演愈烈的“现代性危机”。其中，对于当前美国政治批判最为激烈的，是2020年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一书。当时，很多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表示惊诧、无法接受。直到今年特朗普二度上台后的种种肆无忌惮、倒行逆施，而美国现有的制度居然无法加以制衡，才有不少朋友反馈，原来许先生不是“老糊涂”了。

　　在美三年，我不止一次和许先生谈到上述认知的差异，包括国内某些朋友对他这本书的态度。有一次他简而言之：“我们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穷尽，而需有其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段话我思考了很久，后来才明白先生所指：他讨论当前美国的问题，其立足点往往是基于后现代、当前美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出发点是当前美国社会（包括台湾）的现实状况；而国内许多人看待美国的立足点，是基于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所根据的信息和材料，也更多限于书本——而现实的政治实践和发展，与书本上的制度往往是“两层皮”，这在中国历史上早就被反复验证。这也是为何数十年来，先生一直希望中国的赴美留学生不仅要读书，更要注重“读美国社会这本大书”：这是活生生的，当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实践。此外，有关民主政体好的一面，在美国社会也好，在当年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也罢，早就被反复讨论过。对于许先生而言，这些已经被他默认为不言自明的“背景音”；然而，若是不了解这一出发点，则难免认为他立论偏颇。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明亮而略带狡黠的眼神：“我练的是百花错拳，持有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所以哪边都不站，哪边都打。”

　　……目前中国需要的，正如华盛顿离任时对美国公民所劝告的一样，对内、对外均有所趋避。对内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对人权要有一定的保障。人权之中，生存权固然最重要，人的尊严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为了吃饱饭而不要尊严，这种人权就不是真正的人权，中国必须在人的生存权的基础上顾及人权的其他方面，顾及公正和公平的法律，公正和公平的分配。对外，要避免招惹无谓的是非，远离霸权主义。……中国要切除这个瘤，但瘤长在胳膊上。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切肤之痛，刻骨之痛。我心里苦啊，很苦很苦。

　　许先生他们这一代从大陆流寓海外的知识人，对于中国情感和自我身份认同相当复杂。余英时先生曾有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张灏教授回顾一生的学思历程，开篇就讲到：“我这一生的基本事实就是漂泊，我是一个东南西北人，我是一个没有根的人。”美东时间2022年6月22日傍晚，我也与金耀基教授讨论过这一话题，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太复杂的变动，对于我们而言，政权、政治都是不可靠的，我们最大的共识是认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张灏一辈子都在讨论“幽暗意识”，“幽暗意识”是一个否定的部分。我与他讨论:“幽暗的对立面就是光明。”他说:“对，我就是觉得要看见什么是幽暗，才明白光明之所在。”这恰好也就是程朱理学所言:“不欺暗室。”我们能见到幽暗，即可点亮自心，烛照光明。林毓生自师从殷海光以后，对“自由”两个字的信念非常真诚，他对“逻辑思考”这四个字也非常坚持。跟随哈耶克学习以后，他所从事的是非常严谨的法律学背景的规律研究和阐释。所以，他一辈子信守自由，从未放弃。这是三位老朋友他们各自坚持的取向。

　　先生训练我的方式，主要是就若干主题谈话，以及逐字逐句的改稿——《经纬华夏》这部他晚年最为看重的著作，我们四个月写完，却前后逐字改了八次，历时一年多。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先生训练我的方式。在此期间，考古学家许宏教授，承担了主要的学术审查的任务，不辞辛劳，以非常巧妙的方式，提出了多达数十处修改意见。也让我有机会，亲身见证了两代学人之间，基于学术共同体的非常纯粹的往来细节。许宏老师还为《经纬华夏》这本书，先后撰写了两个版本的序言。

　　首次见面后，他对师母私下说：“他的程度还不够，我要磨一磨他。”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九个月，2022年10月的某一天，我觉得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包括写文章的风格突然就变了——似乎多了一份不由自主的审视，和前后左右结构性思考问题的框架和本能。以先生的敏锐，当天见面没多久，他就发现了这一变化。如今看来，我从青年到中年整个生命的转型，从思维方式、行文风格到待人接物，几乎可以说是在二老耳提面命的悉心教导之下，逐渐完成的。

　　2024年12月31日晚，我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月1日凌晨落地首都机场。先生吩咐我，要在机场免税店帮他给许宏老师带一瓶加州产的威士忌，要求甚至具体到大致的金额——“他们做考古常年跑工地，喝惯了白酒，尝点不一样的。”2025年初，中信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说许宏老师的《给孩子的考古》即将出版，希望许先生同意推荐。很多年来，先生推荐一本书的前提，一定是自己看过全稿。但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思索良久，在一次通话结束时，我还是提出这件事。谁知先生干脆利落地回答：“许宏的书，那就免检吧！”

　　许先生北京追思会留影北京时间8月31日晚上，在凤凰卫视北京中心举办的北京追思会，主要由我远程统筹流程、邀请嘉宾及与会人员，北京的场地则悉数委托给好友迟鑫和凤凰卫视的杨韵仝，以及现场的义工团队代为安排。2023年7月8日，许先生生日前两天，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凤凰卫视为老人家颁发了“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许宏老师代为领取。以是因缘，这次他们免费提供了三天场地，供我们筹备追思会，以及布展《时光倒流一百年：许倬云先生生平影像展》，策展人也是迟鑫。此外，洪建全基金会与蒋经国基金会，分别在九月和十月，在台北为先生举办了两场追思会。

　　北京追思会除了师母和樊登老师是远程发言，现场致辞者有王石、马毓鸿、许宏、李银河、俞敏洪、许知远、李伦、文厨、常绍民、潘岳、赵冬梅、胡赳赳、王君和赵野。为了体现先生一贯主张的平等、自由、开放，我们选择了透着天光的阶梯教室，大家席地而坐；每位嘉宾的发言尽量限制在五分钟，还计划了约半小时，留给在场的其他嘉宾，每人约三分钟。整体而言，我们希望呈现的是美国式的ACelebrationofthelifeofCho-yunHsu，而非中国式的沉重哀伤。所以，现场音乐也特地选了诺兰《星际穿越》的钢琴曲《cornfieldchase》，因为许先生是资深科幻迷。